對于現(xiàn)在的90代已降的學生而言，上世紀80年代文學的熱潮已成為他們必將學習的重要一課，要讓學生知道，當他們還沒有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中國的文學曾發(fā)生了什么，是何等的壯觀，何等的震撼，何等的使人激動。那社會問題，人生問題，民族未來，批判意識，一派現(xiàn)實主義主流正能量的文學大潮在激蕩。什么文學的商品化，私欲化，肉欲化等等的垃圾快餐不但上不了臺面，根本就無有破土的氛圍和土壤，這就是人們?yōu)槭裁磻涯钅莻�時候文學的原因。所以，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課上，講起這些學生們就有興趣，問個究竟，作為老師就又必要將此書之紙面，讓學生們從文字中去感受其中的魅力。
如果說，傷痕文學是對發(fā)生的夢魘一樣的生活給予痛楚的描述和袒露，那么，反思文學則是從歷史的角度對形成這一惡果的根源追尋拷問。在這個意義上，反思文學無疑是傷痕文學的又一現(xiàn)實主義詩學理論邏輯衍跡的必然延伸，其反思觸角自然從“文化大革命”延伸至本世紀的二三十年代，以此考究左傾錯誤的社會和思想根源。1979年初，以反思“大躍進”、“反右”等左傾錯誤為主題的小說問世后，反思文學就基本取代了傷痕文學而成為整個文壇的又一邏輯高點。在反思文學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小說有魯彥周的《天云山傳奇》、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茹志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等。像《天云山傳奇》中的吳遙、《剪輯錯了的故事》中的甘書記、《草原上的小路》中的石一峰等，私心作祟，缺乏自我反省精神，脫離實際，自以為是，高高在上的官僚主義思想作風的群像無不蘊含著其政治體制反思的深刻內涵。同時從正面描寫人們對歷史的一種反省態(tài)度的，如地委書記吳一民(金河的《帶血絲眼睛》)、省委副書記李夢雨(諶容《永遠是春天》)、于而龍(李國文《冬天里的春天》)等形象，其社會歷史價值亦顯而易見。在這里，達到反思深度和高度的當屬王蒙的《蝴蝶》。這是一篇描寫中國當代社會急劇變革的老干部生活遭遇與心靈歷程的小說。主人公張思遠的早年追隨革命，解放后成為政府高官，文革中作為批斗對象，變成一個孤獨的“囚犯”，被人遺忘的寂寞的“蝴蝶”。文革后，他返歸山村找到自己的“魂”。正是這人生角色的不斷變化，使他能夠從不同的視角去看不同的人生，從而有了不同感同身受。正如張思遠所反思：“在昨天、今天和明天之間，在父與子與孫之間，在山村的二郎神擔過的巨石與17層的部長樓之間……，在小石頭、張指導員、張書記、老張頭和張副部長 之間，分明有一處聯(lián)系，有一座充滿光榮和陷阱的橋。這橋是存在的，這橋是生死攸關的。”小說提供的如此諷辟胸襟的理性思維，使我們看到，權利異化給整個社會關系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由此生發(fā)出對我國的政治體制諸類問題的反思。其實，這僅是反思文學的一翼。如果說上述反思人們總是以“人民”作為與自己展開比較的對象為基本的敘事模式的話，那么，對農民的反思，人們的審視目光便比較嚴苛了。應該說，這是“五四”現(xiàn)實主義文學思想啟蒙眼光的一種延續(xù)。從歷史的角度看，我國是一個具有漫長傳統(tǒng)的農業(yè)文明國家，這就決定了其現(xiàn)代化進程的艱難性和往復性，以及整個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體系的封建宗法社會性。這一特征所附著的最主要的文化載體就是廣大的農民階級。對封建傳統(tǒng)道德的批判和對最主要的文化載體——農民的批判就成為“五四”現(xiàn)實主義文學 詩學理論審視的對象。
任何問題都具有兩面性，批判農民的歷史角色的某種缺陷本應和挖掘其正面的積極人格相聯(lián)系。然而，在很長的一個時期里，對農民這種歷史角色，文學作品只褒不貶，這顯然是不正常的。不僅如此，從真正的現(xiàn)代意識出發(fā)，對農民歷史角色的批判，應該建立在人格平等、個性發(fā)展、人生價值實現(xiàn)等基礎上，而不是一個自命為覺醒者的階級去救另一個落后者的階級，也就是說，要有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個性自由和人格平等意識，才能展開深層次上的對話，否則，就極可能落入自我涉及、相互否定的悖論當中。這是新時期現(xiàn)實主義文學詩學理論所要解決的題旨。在這方面對農民人生經歷，以及長期遭受“精神奴役的創(chuàng)傷”的國民劣性根深入描寫，并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當屬高曉聲，及其小說《李順大造屋》、“陳奐生系列”。貧苦農民李順大在土改后立志要建造三間房屋，幾經艱難終于如愿。小說一方面對農民李順大為實現(xiàn)最低生活理想而不斷奮斗的三起三落苦難歷程的客觀描述，另一方面，則通過這一客觀描述提出一個重大問題，即為什么建國這么久，而普通老百姓竟然連這樣一個居所的最低愿望都實現(xiàn)不了?李順大造屋的經歷，是駱駝祥子買車悲劇的現(xiàn)代重演。無疑，小說正是通過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現(xiàn)實人生的比較，從而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左傾錯誤路線，使現(xiàn)實主義文學詩學理論邏輯隨之升層。在“陳奐生系列”小說中，作者的筆觸直指“跟跟派”陳奐生。作為社會主義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農民，他勤勞質樸、不怨天尤人，“堅信共產黨能夠使他們的生活好起來”。因此，他完全懂得“干部比爹娘還大”的道理，是絕對的“跟跟派”。但就是這位“跟跟派”，荒年之際，卻欠債最多，借糧湖口，干部卻罵他是“漏斗戶主”，他默認。在陳奐生質樸、老實的背后，是愚忠和奴性，盲從依附，不看重自己的勞動本色和善良品質，想方設法抬高身份，攀附權貴，滿足虛榮，獲得廉價的阿Q似的‘精神滿足’。對這種處于弱勢、沒有自主意識悲哀形象的描寫�？梢哉f，已經比較深入地觸及到了中國農民“精神奴役的創(chuàng)傷”的深層，其現(xiàn)實主義理性邏輯思維之漸進亦顯然可見。
對知識分子問題反思的小說，以張賢亮的《靈與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諶容的《人到中年》，戴厚英的《人啊，人》等為重要代表。觀其主旨可為兩種：一是表現(xiàn)知識分子在左傾籠罩下，雖受不公待遇，卻對人民、對黨癡心不改，九死其猶未悔;另一種則表現(xiàn)知識分子在本職工作崗位上忘我工作，長期超負運轉，不堪重負，甚至英年早逝。前者是對歷史的反思，以人性、個性和人道主義來彰顯知識分子的優(yōu)秀品德，從而鞭撻落后，重塑新的道德觀、價值觀。后者則是對知識分子現(xiàn)實處境的一種同情、憂慮，并作為突出的社會現(xiàn)實問題予以審美觀照。許靈均拒絕巨富之親回到牧場，展示了知識分子的“生命之根”，這是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愛國憂民情結的現(xiàn)代體現(xiàn)。陸文婷艱辛的付出與低微的收獲所形成的巨大的反差，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階層的特殊的“中年”社會現(xiàn)象。這些諸多問題的反思其社會共鳴之大，反響之強，顯示了社會理性的與時俱進以及現(xiàn)實主義力源的推力。
總之，反思小說在更大范圍內拓寬和深化了文學的表現(xiàn)空間，在敘事模式上，力圖打破以情節(jié)來構造小說的一統(tǒng)天下，出現(xiàn)了非情節(jié)化的現(xiàn)代派藝術傾向和表現(xiàn)手法，因而其敘事的程度，所囊括的思想內容更見憂憤深廣，其現(xiàn)實主義詩學理論的邏輯演進更見力度。 |
訪問手機版網站
聯(lián)系我們
公安機關備案號：61011602000152